起首语

经历过唐末和五代的战乱，宋朝经济突然发达起来，除了农业有了长足发展之外，手工业和商业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宋朝在流通领域的商品，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都远远超过了汉唐。单从货币发行量来看，宋朝一年发行的铸币量达到了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却并没有因此引起通货膨胀，说明这些铸币是现实增长的商品交易所需要的，可见宋朝的商品流通规模之大。

宋朝的人口在1亿左右，比唐朝人口增加了两三千万，就是需求有所增长，也无法解释暴增的商品数量。之所以出现如此火爆的商品生产情况，其原因就是宋朝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与汉唐时通过陆地丝绸之路进行商品流通的情况不同，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运进行的。陆地贸易时主要是使用驼队，运输的商品大小数量甚至种类都有较大的限制，而通过海船一艘船一次可以运送的300吨商品，大大提高了运输的效率。以往用骆驼不方便运输的易碎瓷器，用海船运输就方便多了。由于种种原因，宋朝时,中国的丝绸贸易开始走下坡路，让出了出口商品中老大的地位，陶瓷就成了宋朝对外出口的主项，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名不副实，更应该成为海上陶瓷之路才对。

吴自牧的《梦梁录》：“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小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一料为一宋石，大约为120斤，五千料为600000斤、300吨。

丝绸曾经辉煌一时，唐朝后期就开始衰落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汉武帝时多次对匈奴用兵，控制了河西走廊，为中西贸易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中国的丝绸得以从长安出发，经甘肃、一直西去，经过中亚、西亚，最终抵达欧洲，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丝绸之路。

当时中亚、西亚、欧洲都没有养蚕取丝的技术，只能穿着粗糙的麻布。贵族，尤其是贵族妇女对于从神秘的东方传来的这种轻柔艳丽，闪着柔和光芒的布料着迷的不行，穿着丝绸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任凭睿智的长老们如何贬低这种费钱的布料，也不能阻止这帮败家老娘们儿缠着老公给自己买丝绸，甚至连一些大老爷们儿对丝绸也开启了买买买模式。就这样大量金钱就落入了进行丝绸贸易的萨珊波斯人的手里。为了垄断丝绸贸易，萨珊波斯还出兵干掉了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成为中国丝绸的唯一经销商之后，萨珊波斯人就开始对丝绸涨钱，给罗马人涨急眼了，就开始打仗，三打两打，两家都衰落了下去，最终灭亡，一个死于败家，一个死于贪婪，丝绸贸易也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

即便如此，欧洲对于丝绸的迷恋之情是不减的，上流社会依然要穿丝绸，可是这么老贵，吃不消啊，咱们自己能生产就好了。他们的这个念头一直是有的，但是一直不得其法，曾经有传教士将蚕种桑种藏在竹杖中，偷运回欧洲，却不知道如何孵化蚕种，直接把蚕种种到土种，结果可想而知。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桑蚕技术就扩散到了中、南亚地区，包括印度，他们已经可以养蚕抽丝，织成布匹了。有几位印度人向东罗马人传授了桑蚕技术，欧洲开始有了自己丝绸。虽然还会进口中国丝绸，但是依赖度渐渐下降了。

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宋朝，形成了希腊、意大利、伊斯坦布尔多个丝绸生产中心，对于中国丝绸的依赖度大大下降。加上宋朝没有控制西域地区，这些地方连年征战，陆地丝绸之路就衰落了下去。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变化

陆地丝绸之路被隔绝，但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经商热情是不会被隔绝的。海上丝绸之路几乎和陆地丝绸之路是同一个时期开辟的。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国，之后就派黄门译长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和越南北部日南港出发，沿海岸往西航行，经缅甸到南印度洋孟加拉湾，沿途用黄金和丝绸交换当地的明珠、玉器、琉璃器及其他奇珍异宝。

《汉书·地理志》：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但是由于汉朝时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很安全，沿途有欢迎的商人，也有见利忘义，看到汉使携带黄金丝绸，就生劫掠之心的，使者团队也曾经遭遇劫杀（亦利交易，剽杀人）。并且当时的航海技术还比较落后，为了不迷路，使团只能沿海岸线航行，就这样遇上风暴海浪，也有成员溺水而死（又苦逢风波溺死），数年才往返一次。我们看到海上丝绸之路经商条件不如陆地丝绸之路，因此在此很长时间，都是以陆地丝绸之路为主要贸易路线的。但是这次探索开了一个好头，起码把航海路线摸清了，并且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大珠至围二寸以下”这样的奇珍异宝，它会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去这条航线去探索，而在这次航行中得到丝绸黄金的国家也开始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

正因如此，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尽管不太平，也从未中断多。三国时期孙吴曾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东晋时不再沿海岸线航行，而是自广州出发，直穿西沙群岛南下东南亚各国，缩短了航程。唐初，国力强盛，重新打通了西去之路，陆地丝绸之路迎来了它的盛宴时刻。由于当时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离着长安距离比较远，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存在但是优越性一直被陆地丝绸之路压制，航行路线也不如后来的长，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段时期的贸易进行贸易的主要是大食人和波斯人，聚居在广州今光塔路一带，时称“蕃坊”，人数至少 12 万。虽然贸易规模与宋朝不能相比，但是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为宋朝的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海上丝绸之路比以前更加顺畅，造船航海技术都有巨大的进步。

唐玄宗以后，西域的政治环境逐渐变得复杂，唐朝自顾不暇，也没有能力去维持丝绸之路的秩序，渐渐地陆地丝绸之路就衰落了。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陆上丝绸之路的萎缩将贸易需求全部挤向了南边的海上丝绸之路。

此时唐朝的国力已经下降，国家一直处在不安定的状态下，也没有心思去管海上丝绸之路的事了，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还是没有出现爆发式的发展。

终于到了宋朝，基本上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由于西域在别的政权手中，陆地丝绸之路就彻底切断了，所有货物只能从海上丝绸之路运输。我们上面提到，宋朝时，欧洲自己的丝绸生产和制造业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对于中国的丝绸需求逐年下降。海船一次可以运输300吨货物，一头骆驼一次可以驮250公斤，一艘船可以抵得上1200头骆驼，而在唐朝时，广州港平均一天就进港11艘海船，抵得上13200头骆驼拉的货物，在西方丝绸需求下降的前提下，如果这些船卸了货之后，回程的时候拉的都是丝绸，那么西方丝绸的价格一定会一泻千里，因此必须有其他利润更高的货物来替代丝绸。

海船航行的环境比淡水船要险恶的多，因此要有重量比较大的货物压舱，中国出产的货物中，重量比较大的就是瓷器和铁器，铁器不能随便出口，那就是瓷器了。在经过唐朝的贸易铺垫之后，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普遍接受的中国的瓷器，没有这些准备是不可能有之后宋朝的繁荣的。

北宋的经济中心依然在长江以北，当时形成了定窑、耀州窑、钧窑和磁州窑这四个中心。大家都知道瓷器不像丝绸，是很容易在陆路运输过程中损坏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陆地丝绸之路时，瓷器就没有能成为大宗货物，风险是在太大了，而且那时中国的瓷器技术还没有到达高峰，所生产的瓷器不够精美，买不上好价钱去。北方所生产的瓷器是如何运到南方的港口的呢？这还是前朝做的贡献，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路，北方的瓷器正好可以通过水路运输到南方港口。当时的人们发明了一个瓷器包装方法：瓷器之间用沙土和豆子塞起来，外面捆扎，泼上水，豆子发芽之后，就可以加固瓷器之间的缝隙，不怕挤压，减少货损。

等到南宋时，经济中心南移，更加靠近港口的龙泉和景德镇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了瓷器生产重镇。北方瓷器品种也得以在东南沿海仿烧，并且通过海运销往各地。不同的瓷器品种在不同国家的受欢迎程度还不一样，建窑黑瓷及仿烧品主要销往日本等茶道初兴之地，龙泉青瓷及大量粗劣的仿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等落后地区，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则多销往中西亚等伊斯兰地区。由于瓷器的天然优势，它在宋朝超越了丝绸，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角。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说：“广州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印度、也门，乃至我的家乡摩洛哥。

丝绸生产技术被偷，为何陶瓷生产技术没有被偷，为宋朝赚了三百年钱？

因为养蚕抽丝的技术被泄露，中国失去了欧洲的丝绸市场，为何陶瓷生产技术没有泄露，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结实漂亮的陶瓷呢？从宋到清，陶瓷贸易都为中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生产瓷器的的原材料是高岭土。高岭土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才有，在美国、英国、巴西、印度、保加利亚、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都有优质的高岭土矿，总矿藏量与中国可以匹敌，可是守着如此丰富原材料的欧洲为何烧不出瓷器来呢？

陶器是很容易烧制的，温度不超过1000度就可以烧成，这个条件以当时的燃料木柴是可以完成的。高岭土要烧制成瓷器，需要1500度的高温，这对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睿智的中国人从两方面入手，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使用二元制配方，降低高岭土烧结温度。

温度达不到，我们可以降低原材料对温度的要求啊，通过在高岭土中掺入长石，可以将烧结温度降到1200度，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烧成的可能性。

二、高温窖炉技术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炉温，使烧制瓷器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我国南方可以烧制出坚硬洁白瓷器的原材又是另外一种，不是高岭土，而是瓷石，加上长石之后的烧结温度在1300度以上，是单单烧木柴很难达到的，需要有充足的氧气助燃才可以。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烟囱效应，利用这种原理设计了龙窑。

热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由于建筑物内外空气的温度差产生了空气密度的差别，于是形成压力差，促使室内外空气的流动。室内温度高的空气，因比重小而上升，并从建筑物上部风口排除，这时会在低密度空气原来的地方形成负压区，于是室外温度比较低而比重大的新鲜空气从建筑物的底部被吸入，室内外的空气源源不断的进行流动。这种由热压而引起的自然通风被称为烟囱效应。

龙窑采用自然通风方式，以杂柴、松枝等植物为燃料，窑内火焰多平行窑底流动。加上此种窑建在山坡上，火焰抽力大，升温快，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同时龙窑的结构装烧面积大，产量高。影青、黑釉瓷等大都是在龙窑里烧成的。即便是知道了龙窑的机构，真正使用龙窑烧制合格的瓷器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火照、复烧、釉料配方，不是经验丰富的老窑工是很难掌握的，因此这个技术很难泄露。

三、宋朝时可能吸收了以前商业机密泄露的教训，各行各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组成了行会组织。这些行会组织严守本行业的核心机密，包括原材料供应、生产技术、流通渠道都在行会的管制之内。虽然行会在后期也成了阻碍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绊脚石，但是在维持陶瓷业既得利益方面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的。

正是因为中国牢牢掌握了瓷器烧制的核心技术，才能形成对陶瓷业的全球垄断优势。古代西方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做了很长时间的尝试，都没有成功。直到1794年英国人威廉华尔森，为了模仿“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景德镇薄胎瓷，在陶土中加入了动物骨粉，这些骨粉中的氧化钙起到了助熔剂的作用，降低了高岭土的烧结温度，才制出白色的骨瓷。但是现在中国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早就升级了，这种骨瓷始终无法达到景德镇瓷器的高白效果，还是需要从中国进口。一直到清后期，制瓷技术泄露给日本和欧洲，南方瓷器制造业才逐渐失去竞争力。

为何宋朝陶瓷贸易能如此兴盛？

宋朝陶瓷贸易是如此兴盛，和它前面的大唐盛世比起来那么的突兀，这个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仅仅是陆上丝绸之路被堵塞，生意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是解释不了的。必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才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1、生产关系发生的些微变化，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下的地租形式主要有三种：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宋朝的劳役地租明显减少，实物地租成为主要形式，此外，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直接折现的货币地租。尤其是宋朝取消了府兵制，采用募兵制，这样农民就免除了最大的劳役--兵役。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但这是农民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农民就有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时间可以用在对田地的精耕细作上，提高粮食的产量，增加剩余粮食，改善自己的生活。

另外，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人口也有所增加，宋朝平均每户人口比唐朝要增加1.2人。因为不用服劳役，只要多生产一些粮食，就可以解放出几个人来从事收入较高的手工产品的生产，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剩余率的提高、手工制品的增加，又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发展。

另外，宋朝一开始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这件事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会逐渐加深社会矛盾，一方面土地兼并，会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被迫加入手工业、商业或者是雇佣劳动市场，起到了类似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羊吃人圈地运动”的作用，会增加手工业和商业的劳动力供给。

这样，生产关系的改善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又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和劳动力来源，这其中最主要的受益行业就是陶瓷业和丝织业。

2、由于生产关系的一点变化，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为了多获得几石粮食，农民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

因为当时宋朝有政策，新开的田地头三年是免税的，所以农民开荒的积极性很高，创造出来梯田、沙田这样的土地形式，这一时期可耕地面积从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至道二年，996年）增长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天禧五年1021)。

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踏犁、龙骨车、筒车、江东犁、央马等高效率的农用工具也被发明出来了，原先的种植技术也得到改良，更高效的施肥灌溉技术被普遍推广。听到占城水稻的产量高，人们便主动尝试种植占城稻。原先谨慎保守，不愿改进的风气一下子有了改观，一切都起源于可以多得几石粮食。

即便宋朝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够不上“农业革命”的档次（学术界对此尚有争议），但足以对宋朝整体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光是粮食的产量有所增加，蚕丝、棉花、甘蔗、果、蔬、茶等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有所增加，这经济作物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有力地推动了陶瓷产业的进步。

3、唐宋以来的燃料危机，促使煤炭的开发利用，煤炭燃烧的温度高于木柴燃烧的温度，直接促进了冶铁业和制瓷业的发展。

从战国到隋唐，随着人口的增加，燃料问题一直困扰人们。在农村地区还有庄稼秸秆可用，但是城市中只能使用木柴，到了宋代，华北地区进一步开发，人口大大增长，形成多个大型城市，而此时森林资源急剧萎缩，燃料问题进而演化成全面危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

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就要寻找新的燃料，于是就开发了“石炭”（与木炭相区别）的使用，石炭就是煤。在《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 、抽买石炭场”之语，说明北宋时，煤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了，形成了专门的交易市场。优质煤炭在氧气供应充足时可以达到1500度的温度，远远高于木柴，完全可以满足陶瓷的烧造和铁矿石的熔炼。我国煤炭的资源很丰富，在木柴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煤炭的使用，有力地支撑了陶瓷业的持续繁荣。

4、产业内分工，大大提高了陶瓷生产的效率，降低了单位陶瓷品的成本，增加了陶瓷产量，提高了利润。

宋朝景德镇制瓷业内部使用了精细分工的作业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和现代工业生产的原则是一致的。宋代陶瓷业内部分工相当精细，不但做胚和烧制分成两行，每一行中每一个制造环节都有明确分工。

正如蒋祈《 陶记 》中记载: “陶工、画工、土工 之有其局；车坯、利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 ”

分工精细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有利于每一环节技艺的提高和传承，不断生产出更加优质的瓷器。另外，分工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分成多个环节，各个环节又加以保密，如果其中一个环节的人泄密，也不会导致整个陶瓷制造技术泄露。因此，宋朝的陶瓷生产才会有如此兴盛。

5、造船技航海技术的进步、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技术和交通保障。

宋朝，尤其是南宋，造船技术非常发达，货船排水量相当大，大船可载五六百人，载货三百吨，小船也能载百余人。为了保证远航时的安全，南宋造船者最早使用了“水密隔舱”技术，至今还在使用。

《梁梦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

北宋时，北方窑口生产的陶瓷多一些，为了更安全地运往南方港口，宋朝官府疏浚了京杭大运河，汴河水道，并且开通了沿海航线，这些都保证了瓷器贸易的顺畅进行。

6、宋朝朝廷的支持，改变重农抑商的思想，鼓励海外贸易，完备市场秩序管理，客观上促进了陶瓷业的发展。

宋初为了防止官吏专权，实行了一职多官的方式，令其相互牵制，并且给官员开出高薪，以换取他们的臣服。这样就造成了冗官冗费的问题，给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单单靠农业赋税是无法弥补这种亏空的，所以宋朝朝廷就转向了来钱快的商业。

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社会，普遍流行“重农抑商”的思想，到了宋朝发生了改变，宋朝统治者是鼓励经商的，尤其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惊人财富，原来的官僚、地主、士人 、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为了应对日益发展的商业活动，宋朝建立了完备的商场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商品价格管理制度、市场信用管理制度以及商业税收管理制度。宋朝的市场管理制度宽严适当，实现了国家调控与市场自由的平衡。

这些政策方面的支持，愿意是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但是在客观上是促进陶瓷业的发展的。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中宋高宗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陶瓷贸易的盛况一直持续到元朝，直到明朝进行海禁才被迫中断

宋朝的海上陶瓷贸易是如此的兴盛，远远超过丝绸的交易量（可能因为海上潮湿，并且有进水的可能，运输丝绸的受损风险要大于陶瓷），原本为运输丝绸而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代就以出口陶瓷为主，成为了海上陶瓷之路，进口则是以各种香料为主。宋朝朱彧写的《萍州可谈》就记载了当时宋朝商人坐着满载陶瓷的海船前往东南亚的情景：

《 萍州可谈 》记载: “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 纲首。… … 船舶深宽各数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 贮物，夜 卧其 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宋朝当时出口的主要商品“货多陶器”，当时的出海形势是小商人依附大商人，租用大商船的船舱，每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为了防止丢失，每个小商人都直接睡在自家的货物上，每次跟随出海的人都有数百人。

到了南宋，航线延伸到东亚、南亚、阿拉伯地区、非洲等三十多个国家，交易品种更加丰富，比北宋时还要繁荣。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游牧民族更加重视对外贸易，元朝以其强大的武力，重新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之贸易的国家数量大大增加。

一直到明朝，朝廷以遏制张士诚、方国珍等余党和防范倭寇为借口，宣布海禁，严厉制裁下海者，使在宋元形成的海上丝路大好局势发生倒退。只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进入了萎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