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应该是互联网上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而且也是争议性很大的一个问题，但争议的不是它的本身，而是它的比喻意义——平均主义，而这个比喻意义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制度，所以，也就有了争议。

那么，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制度被比喻为“大锅饭”呢？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制度是否存在“平均主义”呢？未来我们还会不会再吃“大锅饭”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大锅饭”的历史和未来。

一、“大锅饭”的本义

最早的“大锅饭”要追溯到三百多年前明朝时期的广东庆云寺。庆云寺七星岩上建有一口特别大的铁锅，一锅饭可以供数百个僧人食用。但这口大铁锅并非用来给僧人煮饭，而是用来向来此朝拜者化缘。凡来寺里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都要往大铁锅里投钱，对拜佛者来说是为了孝敬菩萨，但实际意义是维持寺内僧人的生计。尽管这口大铁锅从来没有煮过饭，但是它的确是寺内僧人的“大饭锅”，装的也的确是“大锅饭”。这应该是“大锅饭”最早的来历。

然而，真正引起人们争议的“大锅饭”应该是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饭”。1957年以前的合作社时期，农村粮食还是分到各家各户，但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土地全部收归集体，大家在一个大集体干活，农民也像企业工厂一样统一出工，统一收工，为了大干社会主义节省吃饭时间，还要求统一吃饭，于是，每个生产队都成立食堂，支起大铁锅，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正好也赶上全民大炼钢铁，所以，各家各户的粮食、锅碗瓢盆等吃饭家伙全部交到大集体食堂。这是引起争议的“大锅饭”的来历。

但是，由于忽视了农业生产劳动与企业工厂生产差别很大，也由于没有考虑到粮食的有限供给，更由于没有考虑到全民大炼钢铁导致农业生产“丰而不收”的结果，公共食堂成立后不久，很多生产队粮食就供应不上，由开始的放开肚皮吃到每天只限制六、七两甚至更少，当三年困难时期刚开始，大多数食堂就解散了。

二、“大锅饭”的历史演义

我们现在把“大锅饭”比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计划经济时代也确实存在着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尤其是人民公社成立初期。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实行“一大二公”，农业生产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但分配形式是全公社统一分配。

什么意思呢？就是各生产队的收入全部归公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有的生产队打的粮食多，收入高，有的生产队打的粮食少，收入少，但最后平均分配。这样，就挫伤了粮食产量高、收入高的大队和生产队，结果，大家都向低的看齐，反正干好干坏都一样。

这样的分配方式一直延续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惊醒了人们，也使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一大二公”分配形式的弊病，便立即进行纠正，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形式，就是分配核算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使国民经很快得到恢复。从这一点看，我们党的确是伟大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就改，有错必纠，有错能纠”。

然而，尽管当时进行了纠错和调整，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平均主义”的现象。比如，尽管分配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了，但具体到一个生产队的分配，也存在着“平均主义”，比如，男劳力基本上都是每天10分工，妇女劳力基本上都是每天8分工，但每个男劳力和妇女劳力之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干的活不一样，技能也不一样，责任心也不一样，如果一天都是10分、8分工，肯定会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尽管七十年代后有了包工，但还是不能很好的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农业是这样，工业和其它社会公职人员也是这样。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工业遗址都是国营企业，工人工资虽然有区别，但区别不是很大的，一般工人之间差别更小，难以体现个人的技能和责任心优势。还有其它公职人员、事业人员，差别不是很大，而且一般体现在工龄上，而且工资额长期不变。比如，中小学教师，刚毕业的师范生，实习期都是29.5元，实习期满后，都是34.5元，然后基本上很多年不变。这都不说，问题是所有同龄教师工资都一样，要想升工资，只有熬工龄。其它公职人员基本上都一样。这种“平均主义”被喻为“大锅饭”。

改革开放后，国企改革，很多工人下岗，也是为了消除“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而付出的代价。当然，这个代价最终都是由一般普通工人所承担了，一般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最多调岗，饭碗没有丢。这是国企改革中产生的新的不公平。

三、“大锅饭”的未来前景

那么，“大锅饭”是不是就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呢？我认为不是。“大锅饭”能不能吃？能吃，但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人的思想觉悟极大地提高。

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为什么没吃几天就解散了？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粮食产量没有达到放开肚皮吃的程度，人的思想觉悟也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即便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现在，也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所以，分配上还要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尽管我国大多数地方还不能吃“大锅饭”，但个别地方基本上达到了。比如像“南街村”这样的集体村，基本上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但也还不能完全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还有一个村子需要和大家分享。

这就是山东省淄博市山区池上镇中郝峪村。过去生产队时期，因为这个村子交通不便，土地贫瘠，靠种粮食连肚子也吃不饱，是有名的贫困村。

改革开放后，中郝峪村分田到户，打破大锅饭。2007年，在村干部赵东强的带领下，37户村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并将全村的山林、耕地、房屋作价入股，并翻修了400多间房子做民宿，发展特色品牌豆腐，建水上漂流旅游点，人人持股，享受分红。

由于是股份制，自己的股份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合作社的事人人操心，个个监督，赚钱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好。

到2018年，中郝峪村村民办起大食堂，全村360口人重新吃上“大锅饭”，一日三餐全免费，一年费用高达280万元。

池上镇党委书记李林感慨地说，从分田到户到人人入股，从打破大锅饭到吃上免费大食堂，从向贫瘠山地要粮到靠绿水青山致富，从年轻人往外走到成为人才集聚高地，中郝峪村在改革中不断前行。

可见，“大锅饭”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物质达到极大丰富，实现“按需分配”的前提下，是可以吃“大锅饭”的。

总之，“大锅饭”比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物质还比较贫乏的情况下，是不能吃“大锅饭”的，但未来，当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人的思想境界很高的情况下是可以吃“大锅饭”的。那应该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