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亦凡 编辑/漆菲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前夕，瑞典女孩格里塔·通贝里在推特宣布，自己将现身大会举办地格拉斯哥。

这是格里塔倡导气候运动的第四年。15岁开始，她常罢课到瑞典议会外静坐示威，举着“气候大罢课”的标语，要求政府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这成为“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活动的前身。几年来，格里塔作为气候议题红人，尽管常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依然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参与周五罢课活动，抗议政界漠视全球变暖。

英国城市、COP26举办地格拉斯哥是格里塔的最新一站，她在推特中欢迎当地民众参与11月5日的抗议活动。一直以来，大规模气候抗议都伴随着气候变化大会，这一次也将如此。会场之外，预计将有超过10万人参与集会，呼吁政界行动；会场之内，则将是掺杂着科学、利益、政治的多方博弈。

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通过

对于这次气候大会，绿色和平组织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柳力（Lauri Myllyvirta）仍持乐观态度。“各国都希望让别人加速转型而非自己，这必然会使得谈判变得复杂。”他向《凤凰周刊》指出，“尽管并不是说大家来到格拉斯哥参会，就能解决问题，但至少我们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欧洲，气候变化改变选票流向

关于气候变化，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有个著名论断——全球变暖的危险尽管可怕，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非有形、直接、可见，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实际举动。而等到它们变得有形和严重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如今在欧洲国家，人们正在打破这个悖论。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给欧洲留下一片混乱糟糕。酷热难耐和水灾席卷多国，带来惨重损失，极端气候不再是科幻片里遥不可及的未来叙事。

气候变化顺势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议题，真实改变着选票流向。

2020年12月1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名环保人士手持标语

9月中旬挪威举行了议会选举，竞选集中于气候变迁问题，最终左翼的工党击败保守党成为新赢家，前者主张渐进减少挪威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德国绿党的胜利则是另一力证——9月26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绿党取得了史上最好成绩。作为关切环保和气候议题的政党，25岁以下选民为其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一路将绿党送入新执政联盟。

新执政联盟将接班默克尔治理德国，这个联盟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组成，并正在为组阁谈判而努力，气候与能源议题也是谈判的一大核心。根据初步组阁协议，新政府将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且将淘汰煤电的目标提前八年至2030年，三党还可能考虑设立一个气候部。

尽管立场有左右之分，三个党派对于能源转型跨度也有争议，但在加快转型上存在基本共识。这也因为德国一直是环境领域领跑者。

拜登上任后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上世纪80年代，德国发布报告《地球大气层的保护》，各党派在此基础上达成实质性一致，均同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大约在同时期，德国绿党的前身诞生——西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组建了政治组织“绿色”（Die Grünen），这是全球最早的绿党政治组织，其主张包括反对环境污染、反对过度利用核能、反战等等。

历史虽算不上悠久，绿党却并非德国政坛的边缘人，而其分别在1998年和2002年的联邦选举中两度联手社民党，加入执政联盟。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后，绿党以反核电姿态快速崛起，回应了选民对核安全的担忧，在当年多个州的议会选举中胜出。

正是看到了绿党对民意的强大吸引力，向来务实的默克尔舍弃竞选承诺，逆转其能源政策，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德国所有核电站。

今年的竞选局势再度见证了绿党的来势汹汹——上半年的民调中，该党支持率一度高达28%，甚至超过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一时间，舆论都揣测德国可能会迎来出自绿党的新总理。

受热捧的绿党背后，是对气候问题感到焦虑的民众。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趋势倒逼默克尔数次调整气候政策，展现联盟党的有所作为。

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一直深陷地缘政治争议

今年4月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时，默克尔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与1990年相比已经减少了40%，并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次月时，默克尔政府再度加码，计划提前五年实现该目标，并通过《气候保护法》修订草案，力争于2045年实现碳中和立法化。

绿党在德国话语权渐强，也成为欧盟搅动政局的力量。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爱尔兰、法国、丹麦、芬兰等多国绿党的得票率明显上升，跃居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这也让气候议题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也许绿党们想要的气候政策更为激进，但欧盟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走得最远。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欲到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

如今，欧盟再次升级气候政策，于今年7月14日提出名为“Fit for 55”的一揽子气候计划，其中包含交通、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发展、碳排放交易体系等多个领域的立法修正案以及新立法建议。欧盟的目标是到2030年时，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至少55%，这是向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迈出的重要一步。

对欧盟来说，这不仅是为了达成减排目标，也有保证其气候先锋地位的考量。随着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意图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建立领导地位，欧盟也希望维系其规则主导者的优势。

在美国，气候议题被拖入意识形态之争

当气候议题的政治属性不断加强，也意味着政治角力如影随形。

德国绿党领袖贝尔伯克

欧洲各国内部，对于气候问题立场尚且大体一致，但在碳排放大国美国，却连“全球变暖是否真实”都难达成基本共识，反而深陷于党派政治的缠斗中。

在1997年，对全球变暖的认识基本不存在党派差异。但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民主党人认为地球正在变暖，只有33%的共和党人对此表示认可。

十年过后，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依然深受党派影响。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只有17%的共和党人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很大影响，过去10年来，认为气候变化对国家构成威胁的共和党人比例并未增加，民主党人的担忧程度则不断上升。

著名经济学家、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指出，当科学与根深蒂固的信念（例如宗教或政治信念）碰撞时，信念往往压倒了科学，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如此。

格里塔宣布将前往格拉斯哥参与气候罢工

显然，美国政治的极化将气候议题也拖入意识形态之争。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时，他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理由是该协定给美国带来“苛刻的经济和财政负担”。摆脱这一约束，在特朗普看来有助于增加就业岗位、提振经济，兑现其“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

从最初竞选开始，特朗普就对气候变化说嗤之以鼻，甚至公开嘲笑气候科学。四年任期内，特朗普撤销了100多项环境法规，并大力支持化石燃料生产。就连选择环保署和能源部两大机构负责人时，特朗普也任用了与油气行业渊源颇深的人。

与拜登对垒的竞选连任之战中，双方能源政策背道而驰。特朗普主张恢复美国能源主导地位，他延长了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许可，签署得克萨斯州原油出口许可证。与此同时，拜登则呼吁清洁能源改革，其气候议程被特朗普批评为“削弱能源工业”。

但特朗普的努力随着败选告终，拜登甫一就任总统，就宣布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并要求检讨特朗普削弱气候变化应对的所有行动。如同特朗普推翻奥巴马的诸多环境政策一样，拜登也撤销了特朗普的多项举措。

“入群”再“退群”的举动，并非特朗普首创。共和党另一位前总统小布什也做了一样的事情——2001年，刚上任的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该协议曾就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一致。

格里塔因气候罢课成为环保领域“网红”少女

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在任时，美国作为缔约方之一加入《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通过控制自身行动减少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份国际文书。小布什退出该协定的理由与特朗普如出一辙，他认为减排会影响到美国经济发展，此外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减排义务。

小布什和特朗普并非完全一样，他不是完全的气候变化论怀疑者，只是提振经济、兑现竞选承诺的政治考虑要优先于减排承诺。

党派政治之外，气候政策往往还牵涉到商业集团利益，尤其是传统能源企业。

10月28日，多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高管出席国会听证会，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等。他们被要求在宣誓后回答质询，是否多年来花费巨款进行虚假宣传，掩盖科学共识来误导公众关于气候变化的现实，即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等。

早在2005年，美国政治双月刊《琼斯母亲》（Mother Jones）曾整理过埃克森美孚的赠款，指出该公司向多个组织提供数百万美元资金，而这些组织的研究对全球变暖问题均持质疑态度。

马德里气候大会举办时，成千上万人参与抗议游行

这一次听证会前，学术研究机构给出了化石燃料公司歪曲和淡化气候变化的证据。

民主党人将此和上世纪的烟草听证会相提并论。1994年，美国7家最大的烟草公司高管在国会接受质询，被指在吸烟有害健康和导致上瘾的问题上撒谎。这推动了对烟草公司的诉讼以及相关立法。

但比起烟草行业，能源产业价值要高得多。这让撬动现有能源结构变得分外困难，任何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都必须面对强大阻力。

就任总统后，拜登在气候行动上踌躇满志，先是宣布重返《巴黎协定》，美国国防部则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安全重点事项。今年4月，拜登宣布了美国的新气候承诺，即到203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50%-52%，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然而，拜登在具体气候议程的推进上还没什么成效。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行前，拜登于10月28日公布总额达1.75万亿美元一揽子支出计划框架，其中涉及投资555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但这一法案不仅面对共和党人的反对，也难得到所有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最终能否在国会通过还是未知数。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乃至下届总统大选落败，美国的气候政策只会再次被逆转。

共识之下，国家间的分歧和对立加剧

国际社会早已就全球变暖达成共识，遏制这一变化却道阻且长。

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认了气候变化的风险，提出所有国家均要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三年后，《京都议定书》在缔约方大会得到通过，这两份文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法律基础。

日后，各国陆续谈判产生了《哥本哈根协定》和《巴黎协定》，如果说协议的产生见证了人们为达成共识而付出的努力，它们的协议的失败或难于实现则证明，全球合作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愿景，气候议题始终处于外交和政治角力围困之中。

尤其气候变化日益与能源稀缺问题互相牵扯，安全因素很可能加剧分歧和对立，使得应对气候变化陷入复杂的地缘政治之争。

眼下欧洲正面临天然气短缺、电价高涨，而欧盟天然气有一半依赖进口，且进口中的43%来自俄罗斯。因此不少政客将矛头对准俄罗斯，认为欧洲的“气荒”是俄罗斯有意为之，要求其增售天然气。

拜登的能源安全顾问宣称，当欧洲面临能源危机时，俄罗斯却不向其输送燃料，普京近乎于将天然气作为政治工具。

欧盟最新低碳发展政策“Fit for 55”概览

普京驳斥了西方的指责，否认俄罗斯出于政治动机削减天然气供应。他认为，欧洲天然气创下高价缘于欧盟自身不合理的能源政策，并称如果“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获得必要的批准，俄罗斯可能会增加对欧洲的供应。

“北溪2号”是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国的天然气管道，这一管道的建设始终牵扯到地缘政治之争：乌克兰担忧会失去俄罗斯油气能源过境费用，使其在东欧重要性下降，安全或受俄威胁；欧洲和美国则忧心能源安全被削弱，欧洲将过度依赖俄罗斯供给能源，美国还曾一度想对相关公司施加制裁。

但默克尔政府坚持这是一个商业项目，可以让欧洲国家更少受天然气中断干扰，反对美国政府干涉其能源政策；俄罗斯则指责称，美国从中作梗是因影响到其能源出售。

分歧不仅在于欧盟和别国，即便在气候议题上步伐相对一致，但欧盟国家内部同样也有矛盾。

欧洲能源价格飙升，也激起波兰、匈牙利等成员国的不满，它们指责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过于激进。在这些东欧国家，经济发展依然非常依赖传统化石能源，追求快速能源转型的欧盟对此深感不满。

9月20日，因波兰拒绝停止在该国图卢夫煤矿开采煤炭，欧洲法院向波兰开出罚单，要求其缴纳每日50万欧元的罚款。波兰政府发言人彼得·米勒回应称，图卢夫煤矿生产的褐煤为该国提供7%的发电量，满足数百万人的电力需求，关闭该煤矿将对波兰能源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气候大会开幕前，伦敦已开始有抗议活动

波兰与欧盟的分歧也是穷国与富国矛盾的缩影。发达国家早已享受过发展红利，更早走向能源转型，而欠发达国家仍需将发展经济摆在首位，不得不依赖传统化石能源。

尽管应对全球变暖离不开集体参与，但1994年的公约就谈及各国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是迄今对这一原则的解读不尽相同。

“气候变化在现阶段所面临的难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过去几十年来都难以取得共识，而且没法再用外交辞令来包装。”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晓光向《凤凰周刊》指出，西方国家的耐心也逐渐消失，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又不让西方感到满意，“加上现在气候变化遇上国际产业链和国际关系体系的重塑，这无疑加剧了国际在气候问题上建立共识的难度”。

气候变化本应依赖全球合作，如今却让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感愈加强烈。

减排是各国自行付出成本，但减排的成果却是由全人类共享，而破坏环境带来的气候灾难也同样是集体承担。因此，许多国家立下远大目标，却并不为之付出努力，或是在国家经济利益与国际协议产生冲突时选择逃避。

美国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便是先例，最初热心支持《京都议定书》的加拿大也是如此，在国内面临能源市场巨大波动时退出了该协定。

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需要引入实施机制，抑制部分国家“搭便车”的倾向。诺德豪斯在《气候场》一书中提到，唯一的严肃选项是将国际气候变化条约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诸如对不参与或不履行义务的国家施加贸易制裁。

特朗普任内大力支持化石能源发展

但在当前语境中，这种方式恐怕会加剧国家间的分歧。王晓光认为，“西方强力推进自身气候议题的努力很难取得成效，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本来就一直伴随着气候变化议程。”

例如欧盟雄心勃勃提出“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不仅是对其自身的减排要求，其中一项“碳边境调整机制”已然引发政治争议。

该机制意在对来自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国家的进口商品征税，主要包括铝、钢铁、水泥、肥料、电等等，以此推动第三国减少碳排放。然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认为，这一机制有利于资源效率高、工业生产碳排放较低的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路透社称，俄罗斯、中国、土耳其或将受到最大影响，这三国在肥料、水泥和钢铁领域向欧盟出口大量产品。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认为，这是在利用气候议程制造贸易壁垒。

遭欧洲法院开除巨额罚单后，波兰拒绝关闭煤矿

今年4月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

格拉斯哥的难题，中美能再次实现合力么？

几乎每次气候大会，都被定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然而从结果来看，似乎每一次机会都被错过——《京都议定书》已经在2012年末走向终结，2009年诞生的《哥本哈根协议》就全球温度升幅不应超过2℃达成一致，各国却不愿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年复一年的气候大会，均以没有实质成果的谈判告终，国际合作陷入囚徒困境。

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旨在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以内，同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的措施。

尽管《巴黎协定》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然而六年来，仍有诸多实施细则未能完成谈判，减排现实更与期望落差甚远。

2021年8月9日，德国中北部城市希尔德斯海姆，德国绿党的支持者参加一场集会，牌子上写着：“请认真对待气候变化——不再妥协”。

10月2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2021排放差距报告》，报告指出，各国的气候承诺远远落后于《巴黎协定》温控目标所要求达到的水平。另一份《生产差距报告》则显示，接下来的二十年中，预计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还将增加，只有煤炭产量会小幅下降。

即便新冠疫情暴发后经济发展停滞，使去年全球碳排放创下7%的最大年度降幅，但预计今年会出现巨大反弹。

除了严峻的减排现实，国际政治语境也与数年前相去甚远，大国之间关系紧张、地区冲突不断，对抗与逆全球化成为当前时代的关键词，更具体的能源危机也困扰着诸多国家和地区。

要在冲突对抗的氛围中仅仅寻求气候合作，显然不现实。气候问题智库Ember高级电力政策研究员杨木易向《凤凰周刊》指出，“各国不可能只就环境议题合作，而在其他问题上竞争；重塑能源体系的过程中也会对更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做出一定调整，只有在更广阔的空间合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环境或能源问题的合作。”

2021年10月28日，美国华盛顿，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通过视频参加由众议院监管和改革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当天，众议院就化石燃料行业中有关气候危机虚假信息的调查邀请6家石油公司和主要游说机构负责人出席听证会。

前所未有的压力留给了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说，这场峰会要取得成功，“肯定比2015年巴黎峰会更困难”。

此次大会有诸多任务，包括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加大减排行动力度等。比起许下承诺，行动显然要难得多，要在利益诉求不一致的上百个缔约方之间达成一致，则是难上加难。

“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是逃离不了的。”王晓光说，“政治本身的逻辑就是‘集体行动’，而这恰恰是目前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运动的主要诉求，因此，气候变化和政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纠缠在一起的。尤当现在进入到‘真刀真枪’和‘真金白银’的阶段，必然会成为国际政治角力的一部分。”

2021年9月8日，俄罗斯“福尔图娜”（Fortuna）号铺管船完成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铺设工作。

这种角力中，中美两国将是关键。六年前的巴黎峰会上，正是中美合力为巴黎协定达成铺平道路，两国在气候合作上的态度也将影响此次大会的走势。而且作为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如今中美碳排放量共占全球排放的43%。

只是不同于六年前，中美双边关系处于低谷之中。气候议题似乎是中美打开合作的新窗口，双方也在尝试为之付出努力。

作为拜登的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年内已经两度访华。今年4月来华时，中美双方讨论了气候危机等相关议题，并共同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然而9月当他再度访华，双方在政治立场上分歧明显。

克里向中方表示，防止气候变化努力应该比两国之间现存任何政治分歧都重要，“气候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不分敌我的，也不是一个地缘政治武器”。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则指出，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他表示，中美气变合作既符合双方利益，也将造福全人类，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克里还敦促中国在2030年前更加积极地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称这是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十年”。这一要求遭到中国回绝。

2021年10月28日，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乔治广场，气候活动人士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前举行活动。他们用一个艺术装置来体现气候处于紧急情况，包括人造火焰、烟雾和横幅等，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应该立刻采取行动。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制度规定，缔约方享有减排目标与行动的主权。“正如习主席所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中国在减排上已展现出足够的决心和诚意。去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9月，习近平再次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然而，美国气候政策能否保持连贯性将是疑问。既然有过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前车之鉴，谁也无法保证同样的转折不会再次发生。来自美国自身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全球对于气候合作的信心。

可无论洪水、山火还是飓风，灾难从不区分国界，人类已然是命运共同体，即便分歧与不信任仍存，唯一的解题思路只有合作。既然我们已经走进“气候场”，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也许能提供走出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