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迈步改善对日关系,两国能否打破十年恶性循环?

3月6日,在韩国尹锡悦政府主动让步下,日企在二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的赔偿问题,达成初步解决方案。针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韩国政府决定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财团筹措资金,替被告日本企业代付赔偿金。日韩两国在持续三年贸易争端和外交关系紧张之下,开始出现缓和迹象。2.jpg

二战时期强征劳工问题被视为韩国和日本之间最大悬案之一,历经两国多届政府的交涉与谈判。韩国政府于6日宣布,将由韩方基金会代为赔偿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籍劳工的损失,不要求此前被韩国最高法院判处赔偿的日方被告企业参与筹资。

“在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布了二战被日强征劳工索赔案的解决方案,这是为推动韩日关系面向未来发展而做出的决断。”韩国总统尹锡悦3月6日说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日回应称,日方将继承历届政府的历史观,评价韩方公布索赔方案“是恢复日韩健全关系的一种方式。”“我愿继续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保持密切沟通,发展日韩关系,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日美韩之间的战略合作。”

随着韩国政府做出让步,日韩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也将出现缓和。在韩国主动做出决断后,日本政府6日随即表示,关于从2019年持续至今的对韩出口管制强化措施,将启动双边磋商。日韩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报道称,尹锡悦计划3月访日,并有望重启日韩首脑每年一次互访的“穿梭外交”,不过两国官方均未证实消息。

自2011年10月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访韩,2个月后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日以来,两国首脑互访已经停止了近12年。不论首脑外交是否成行,日韩关系已经在快速“融冰”,然而尹锡悦不得不面对国内巨大压力。二战受害劳工及韩国一些公民团体高呼反对索赔解决方案,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谴责这一决定是“外交史上最大的耻辱和污点”。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西野纯也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在二战劳工索赔案中,日本的主张得到实现,尹政府因此在国内背负了巨大的政治风险,能否获得涉案原告和韩国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将成为日韩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关键。眼下横亘在日韩之间的问题有很多,能否从过去10年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取决于两国首脑构筑合作关系的意愿。

“韩国在二战劳工问题上的让步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王箫轲认为,韩日关系可能会在美日韩协作机制下协调得更加顺畅,但双边关系的持续改善前景并不明朗。

历史遗留问题

据韩国历史学家估计,在35年的日本占领期间,数以百万计的朝鲜半岛居民被强制征往日本的工厂或矿坑劳动,其中有工人在事故中死去,这还不包括二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强迫进行性奴役的妇女。

长期以来,这些被日企强征的韩国劳工及遗属多次发起诉讼向日方索赔,最早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但日本政府和涉案企业一直以两国在1965年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已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根据1965年签署的这一协定,关于两缔约国及国民(含法人)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以及两缔约国及国民之间的请求权的问题,得到彻底且最终解决。

1965年,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并签订了《关于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基本关系的条约》,同时作为其附属文件,签署了《有关财产及请求权问题的解决及经济合作的日本国和大韩民国的协定》等,简称《日韩请求权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向韩国支付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有偿援助,由此两国及国民间的赔偿要求权最终得到了解决。

但部分韩国劳工认为,当年强征韩国劳工的日企从未在法律上承担责任,且分配到个人身上的款项不但金额有限,并且也不是以“赔偿”名义做出的,缺乏道义上的悔过态度。《韩民族日报》称赔偿方案“满是错误答案”,因为日本被告企业未被要求参与赔偿,日本政府也未就该事件直接道歉。鉴于对日方态度的不满,韩国部分劳工及遗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以个人身份控告日本企业。

韩国大法院于2018年10月作出终审裁定,判令新日铁住金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赔偿韩籍二战劳工赔偿原告,日企拒绝赔偿。这开启了日韩关系的新一轮恶性循环。

因担忧韩国冻结日方在韩资产,2019年7月,日本方面以“双方的互信关系受损”为由对一些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制造原材料施行管制,韩国政府认为这是日方不满裁决而进行“政治报复”。韩国则以不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作为回应。

此后,韩国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迫切与日交好之动因

自上任之初,尹锡悦就将改善韩日关系作为重要的外交课题之一,在多个公开场合表达“尽快改善对日关系”的强烈意愿,二战强征劳工问题成为他用来“破冰”的利刃。

在公布索赔方案的几天前,尹锡悦已经对外释放了强烈信号。今年3月1日的“三一节”纪念活动上,他说:“‘三一运动’过去一个世纪,如今日本从过去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我们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保及全球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应回顾未能顺应世界历史之变而丧失国家主权、饱受痛苦的过去历史。”

“三一节”是韩国纪念1919年3月1日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抗争的独立运动,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尹锡悦将日本从“侵略者”的角色转为“伙伴”,有韩国公民团体和历史学家谴责尹锡悦助长“亲日历史观”。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批评尹锡悦言论是在合法化“殖民现代化论”,即日本当年对韩的压迫性统治最终对韩国有利。

韩国总统室官员随即辩驳,声称韩日有两大势力,一个争取克服过去问题面向未来,另一个则图谋激起反日和嫌韩情绪谋取政治利益。“谁更为国家利益和下一代着想,国民应该看得很清楚。”

“从全新视角来看,在政治和经济上,韩国能从日本那里获取更多利益。”首尔国民大学的韩国与日本关系专家李元徳对韩媒表示,在应对朝鲜和中国方面,以及应对在供应链领域的挑战,日本也需要韩国与其站在同一阵营。

实际上,外界看得很清楚的是,尹锡悦急切想要改善韩日关系。据韩媒MBC报道,尹锡悦亲自说服执政党内反对索赔解决方案的人士,称“即使国内舆论恶化,也要改善韩日关系。”西野纯也说,由于韩国“保守”与“进步”的意识形态对立,韩日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内政治问题,尹锡悦希望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实现对日外交正常化,在其面对国内政治困难时,岸田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推动韩日关系改善。

“目前来看,改善对日关系的节奏太快,步子太大。”王箫轲说,韩国民意反弹是必然的,在野党会掀起新一波的反尹高潮,尹锡悦的支持率恐进一步下滑。

就在尹锡悦在3月1日发表争议性演讲的当天,数十名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大使馆附近进行集会,他们撕毁了一面带有日本“太阳旗”图样的横幅,并要求尹锡悦政府停止就强征劳工问题与日本进行的谈判。3月6日,在新的赔偿方案公布之后,数百名韩国受害劳工及家属和市民团体的代表来到首尔市政府前的广场上举行集会,抗议韩日两国政府草草就强征劳工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敦促政府撤回该方案。

面对韩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韩国外长朴振表示,让日本对历史问题重新谢罪并不是真本事,更重要的是让日本一以贯之认真履行以往表明反省道歉的官方谈话。他用水杯打比方说,“现在杯里的水已经过半,今后如果日本拿出诚意,有望越来越满。”

首尔大学(SNU)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教授安格(Benjamin A. Engel)对法新社说,韩方索赔方案所能带来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方面接下来采取的行动,日方至少要进行某种形式的道歉,并且涉案日企要为赔偿金捐款,以说服韩国民众。如果无法达成,“韩国政府的解决方案没有多大意义”。

岸田文雄6日表示,“继承历届内阁关于历史认知的立场,包括1998年10月发表的日韩共同宣言。”1998年日韩共同宣言由时任日本首相小渕恵三和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内容包括日本对过去的殖民地统治的“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韩国总统室对日方回应给予了积极评价。

王箫轲分析称,寻求与日本交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尹锡悦的国内政策没有任何起色,其需要在对外政策上推进其既定方针,即改善韩日关系、推进韩美日三边同盟,这被认为是应对“朝鲜威胁”、抗衡中国影响的有力措施,能够让其继续获得保守阵营基本盘的支持和美国的赞赏。

在内政方面,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党愈演愈烈的党争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同时经济颓势持续。尹锡悦政府则将舆论注意力转移到外交,将对日关系作为重要课题之一,这与其外交智囊不无关系。

外交决策“小圈子化”

在尹锡悦上任之前,文在寅政府5年任期内以“南北融合”为核心开展外交。韩媒称,文政府的外交团队中并无知名的“日本通”,进步派内也有将日本看作“南北接近的障碍”的观点。

保守派的尹锡悦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与进步派对立的立场,寻求加强与西方盟友的关系,这一侧重点鲜明地体现在外交团队任命上。韩国总统室的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翰和外长朴振都是“美国通”,曾在东京大学留学的朴振还精通日语。主要负责对日政策的则是国家安保室第一副室长金泰孝。

值得注意的是,金圣翰和金泰孝都曾是李明博政府负责外交、安全政策的国际政治学教授。朴振曾是朴槿惠政府时期大国家党的首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也曾在李明博竞选团队中出任过外交顾问。尹锡悦外交班底的核心基本都来自于前保守派政府。

“在处理韩日关系方面,尹政府一意孤行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外交决策的小圈子化。”王箫轲指出,现在的对日政策是由国家安保室次长金泰孝主导,基本上是按照其在李明博政府任职时的思路来推进的,其他意见根本无法进入决策的流程,一旦政权更替马上就会出现新的政策调整。

金泰孝曾是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2007年李明博赢得选举后,金随同李一起入主青瓦台。据《纽约时报》报道,金泰孝帮助李明博政府设计了加强韩美联盟,而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外交政策。2012年,李明博政府因试图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而陷入政治困境,时任国家安全问题高级助理的金泰孝在对日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迫于压力辞职。

反观尹锡悦的外交政策,主张“价值外交”,其基础是加强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合作,同时对朝强硬,提出以无核化为前提对朝鲜援助,这与李明博时期的对外政策脉络类似。

西野纯也表示,尹政府在对朝问题上重视防卫和遏制,加强美韩同盟及日美韩安保合作是重要的政策课题。去年,美日韩三国举行了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和反潜演习,预计今年还将继续。由于朝鲜军事力量强化,韩美日在协商对朝政策方面将更加活跃。

不可否认的是,韩日关系回暖少不了美国的声声敦促和牵线搭桥,尤其是在安保领域。拜登政府重启了文在寅执政时期暂停的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还拉日本自卫队“入伙”。去年9月底10月初,三国先后两次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拉近美日韩“铁三角”关系。此次韩国公布二战劳工索赔解决方案后,拜登立即发布声明,称“这将成为美国最紧密盟友相互合作的划时代的新篇章”。

不过,就韩日关系而言,美国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西野纯也和王箫轲都认为,韩国目前积极寻求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更多出于自身因素,日本方面也在着手拉近距离。美国的支持和协助固然重要,但韩日关系更多取决于双方的态度,竹岛(韩国称之为“独岛”)领土争端、佐渡金山申遗问题等,都会成为这当中的阻碍因素,尹锡悦恐怕无法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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